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民营企业用近40%的资源，创造了全国60%以上的GDP，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但民营企业认为当前的营商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一个稳定、公开、透明和可预期的环境是他们所期待的。

近日，在民建北京朝阳区委主办、民建朝阳区企业专委会和普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互联网时代的营商和舆论环境”论坛中，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朝阳区委副主委黄轶提到，2017年的统计显示，北京市70家独角兽中朝阳区有23家，占全市的33%。

清华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严飞表示，他从调研中发现，很多企业家摸不清楚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边界在什么地方，因为上至中央政府的红头文件，下至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政策规定，其间有很多理解和实施上的偏差和混淆，导致企业家无法正确把握政策的边界。

一位音频分享软件的创始人曾对严飞教授说，他们有一款音频产品在北京分公司可以正常上线播放，但在上海分公司，却被责令下架。严飞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只能不断猜测政策的执行力度，同时增加人手和资金去加强对产品内容的监管，而这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导致他们采取非常保守的措施来避免碰触安全线，这样难免会牺牲掉一些内容的基本品质。

中关村管委会人才协会理事长王钧在论坛中说，从中关村营商环境调研报告中可以发现“工商注册和变更”让很多企业感到困扰。他说：“总理在全国会上讲，注册要便利。可是落地到企业，变更股东等手续复杂得一塌糊涂。中小企业两三年都搞不定变更的事情，注销的成本就更高了。”

然而，民营企业家遇到的压力不仅来自“边界模糊”和“手续复杂”的政府政策，网络舆论也随时让他们汗毛竖起。

最近，“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自如哄抬房价和甲醛超标事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当很多民众和媒体愤怒地号召“卸载滴滴”和“退租自如”时，滴滴和自如都没有在第一时间正确回应民众质疑和舆论风波。

出席了本次论坛的新华社金融新闻采访部副主任王晓洁说，其实处理舆情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法、说真话和遵守道德底线。“你未必将真实的情况事无巨细地告诉大家，但是你说出来的必须是真实的。不灭稿，不要越抹越黑，甚至抓记者、报复举报人之类的。”

链家高级副总裁陶红兵也在该论坛上对自如的几次舆论风波进行了解释。他表示，链家在2016年“上海223事件”之后才单独成立了PR部门，对负面舆论采取的一贯策略是“不回应、不反驳、不对骂”。而针对最近“哄抬房价”和“甲醛超标”的舆论，陶红兵表示：“只要是负面报道、负面舆论，我们一定是有错的。至于错的程度是不是像他们讲的那么大，那是第二个问题。”

陶红兵称，自如现在把“全中国所有有资格做空气质量检测的机构全部找来”，目前签约了90多家。但空气质量检测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受到居住环境的很多变量因素影响，这让他们团队也感到头疼。

而对于“垄断租房市场和哄抬房价”等质疑，陶红兵称，自如在北京有35万间房，大概是12万套，而北京的出租房总数是200万套，也就是说，自如在北京的房屋租赁市场上只占了6-8%的份额，“离垄断还差得太远”。

36氪创始人兼董事长刘成城在该论坛上提到，诸如“阿里员工去世，生前租自如甲醛房”这样的文章标题是不负责任的，对企业来说不公平，因为它会让读者不自觉地把标题前后的两个事件建立了因果联系，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而现在还没有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组织来协调资源、帮助民众理性看待此类事情的蹊跷之处。

图：民建朝阳企业委副秘书长魏然主持了本次论坛。从左到右依次为：唱吧CEO陈华、36氪创始人刘成城、升哲科技CEO赵武阳、铁甲网联合创始人张涛和民建企业委魏然

缺乏第三方中立机构和权威数据对舆论事件进行澄清，是最近几起负面舆论事件共同暴露出来的问题。以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为例，严飞表示，民众和媒体都忽略了滴滴能够有效降低犯罪这样一个事实。

他说，有研究表明，2014年，在芝加哥一个犯罪很高的区域，当Uber上线后，那一年犯罪率下降了20%。而在中国，也有研究表明，用了滴滴以后，滴滴的犯罪率下降到出租车犯罪率的1.2%，换句话说，滴滴比普通出租车的犯罪率下降了98.8%。

“在数据的支撑之下，你会发现滴滴实际上是有效地遏制了犯罪……但我相信大家几乎都没有看到这一数据。”严飞说。

在论坛间隙，东方高圣董事长陈明键说，他不久前去雅典参观了苏格拉底被关押的监狱，苏格拉底当时本可以逃跑去斯巴达避难，但他却对学生说：既然我们在雅典享受了民主的好处，那当民众法院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我死刑的时候，我就要去承担。

陈明键认为，这个故事对民营企业也同样适用。

独角兽企业在享受高估值、政策扶持和资本垂青的同时，也要做好被舆论质疑的准备，这考验的不仅是企业的危机管理，更是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