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场歧视和性爱娃娃工厂,看中国生育政策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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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如山的充气娃娃、“假玩偶,真爱情!”的广告标语、垄断工厂管理高层的男性,以及在第一线生产性爱娃娃的女工……网络上更出现了一款情趣应用“他趣”(听起来像英文单词“触摸[touch]”),这款应用曾热议一时的服务是让使用者以每天约300~1000多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租借“共享女友”。

在记者方凤美(Mei Fong)笔下,近年性爱娃娃产业的兴旺与中国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严重失调密切相关。在调研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她亲临广东东莞,探访制造性爱娃娃的现场,业界人士宣称,这种娃娃能满足部分过剩男性的需求。在她最近发表于美国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中,她解释了由中国政府主导、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了中国性别不均等的现象。“为帮助缓解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人口问题,”她指出,北京于2015年宣布实行全国性的两孩政策。“但早已对这一代人的性别关系造成了破坏。”

方凤美是前《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驻中国记者,2007年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离开记者岗位后,她曾任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传播学院讲师,现为新美国智库(New America Foundation)成员。她因自身怀孕的经历及四川汶川地震时亲历现场的见闻,而想探究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其书《独生:中国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One Child: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的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彼时恰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宣布结束之际。

2013年,广州HitDoll公司生产性爱娃娃,以满足中国越来越多单身男士的需求。
2013年,广州HitDoll公司生产性爱娃娃,以满足中国越来越多单身男士的需求。 Mei Fong

此书甫一出版,许多外媒纷纷报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认为,这本书是“对中国一胎化政策最尖锐、重要且具可读性的探索”。然而,她在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版商谈中文版出书事宜时,却因中国日渐严密的审查、市场压力而遭遇多家出版社不愿意出版的情况。直到台湾的卫城出版社与她接洽,才让这本书的中文版于今年11月上旬在台湾问世。

方凤美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访谈,采访以电子邮件进行,内容经过编辑。

记者方凤美。
记者方凤美。 Courtesy of Mei Fong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的书在2015年出版,当时正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宣告结束之际,然而一些政策限制的相关影响仍在延续,中国提出二胎政策的规划者希望见到该政策带来生育率的显著上扬尚未出现。从你写这本书开始,到现在这几年,有没有观察到什么重要的新趋势?有没有你当初没预期到的事情发生?

方凤美:我在知道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走进尾声时写下这本书,但我没有料到北京会这么突然地收回这个政策,北京突然从不鼓励生育到积极地鼓励生育,这样的“变卦”让人感到非常迷惑、不知所措。举例来说,在共产党推出二胎政策之后,湖北宜昌市逼着当地的共产党员生二胎,给其他人做榜样。他们甚至有一句标语:从我做起。然而这之前的30多年里,他们一直告诉人们:一个孩子的家庭是理想的——这样公然的改变非常惊人。

2008年,四川,一胎化政策的宣传标语在乡下十分常见。墙上的标语写道:“晚婚晚育,利国利民;少生快富,开发西部”。
2008年,四川,一胎化政策的宣传标语在乡下十分常见。墙上的标语写道:“晚婚晚育,利国利民;少生快富,开发西部”。 Mei Fong

即使我确实预期到职业妇女要孩子的压力会上升,但听到有报道说,有些女性受到医生和公婆的压力,因为手术可能导致未来怀孕有轻微并发症,所以不顾她们的个人意愿阻止她们剖腹产时,我还是感到痛心。

我预期到缓解生育率政策,会造成女性在工作职场上的不平等,但我没想到它会变得如此严峻、来得这么快。举例来说,我在招聘网站Zhaopin.com上看到一个数据,33%的女性在她们生产后

薪资下降

,36%被降职。雇主不愿意承担给女性员工两次带薪产假的经济负担,因此,相比于没有孩子的同侪,育龄妇女更难被雇用或得到晋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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